■李义平专栏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异端”能够说明经济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的改革主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而正统则往往固化了曾经存在或曾经认同的东西的解释。

　　 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就经济体制而言，从最初的放权让利的探讨，到社会主义应不应当存在商品经济，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企业制度而言，从承包制、股份合作制，到抓大放小，到现代企业制度；就所有制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而言，上世纪８０年代经济学家就开始了对所有制、对产权变革的探讨，于是才有了今天对混合所有制的肯定，有了对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认同，有了对民营经济平等进入的认同；就宏观调控而言，从最初的指令性计划到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今天的宏观调控，这是一幅改革开放的生动画面。固然这一画面是全国人民共同探讨的结果，但在这幅画面上最先涂抹的却是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经济学家。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总是站在前沿的经济学家率先提出有益于改革开放的观点和理论。这种站在时代前沿的理论，有的可能会被人们迅速认同，有的则会遭到怀疑，甚至遭到某些人的批判。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当多的内容最终被社会、被时代所接受，并以规范语言写入了党的文件，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以 “异端”的形式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任何一种后来在一定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当它们刚刚出现时，总是处于非主流的，甚至异端的地位。在重商主义理论流行、重商主义政策颇受重视的时候，出现了最初的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他们不同意把流通领域作为经济学考察的主要领域，不认为财富是来自对外贸易的利益，宣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他们首创了劳动价值论，主张把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异端，但以异端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终于以其科学性战胜了重商主义，成为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学的主流派。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凯恩斯经济理论出现时，也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理论的“异端”学说。主流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美无缺，会自动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主张国家不要干预经济生活。而凯恩斯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萧条期间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存在失业，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终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因它能挽救经济萧条而使他的学说不仅取主流派而代之，而且最终上升到“新正统”的地位。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出现的时候也因其没有新古典的分析精致而受到怀疑，但最终却以其指导实践的效果而被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