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应对通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基调下，短期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然有必要坚持，包括继续使用数量政策对冲和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及窗口指导等信贷控制措施。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央行对冲并不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只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尽可能平稳的金融环境。从我国通胀的形成因素分析，随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去年起主导作用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将成为未来的主导因素。

　　从政策基调看，货币的大幅度对冲以及信贷的控制，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只能是权宜之计，政策操作的重点，仍然是推动结构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以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和放松管制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通胀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大影响，危机爆发后日本加速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推广节能设备，从而平安渡过了1980年的第二轮石油危机。眼下中国面临同样的选择。

　　首先，生产要素价格重估仍然需要适时推进。中国许多领域都能看到价格管制的影子，从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到成品粮及粮食制品，亚洲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经济体最近都上调了成品油零售价格，但中国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仍距国际基准价格水平有不小的差距。关键生产要素价格的正常化，将在帮助平衡经济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前价格管制放松步伐缓慢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当局对于国内高通胀率的担忧，这种价格管制虽然短期阻隔了通胀传递，但长期来看却延长了下游行业的蜜月期，其对经济关系的扭曲也相当严重，由此导致的价格失效会明显延缓经济转型的过程。

　　其次，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外需向内需转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政策配套措施。从现实的增长动力的构成看，外需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但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及美元贬值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出口的上升空间，外需放缓和国内成本上升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作用将逐步显现出来。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人口结构、稳步上升的居民收入、劳动力价格的重估、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政策以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将共同促进消费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由外需向内需的转变。事实上，2004年以来，真实的消费品社会零售总额增速呈现出台阶式的向上增长，目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成为宏观经济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