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主(自由)选择。个人偏好的根源在于天赋才智和家庭环境，后天的社会环境可以将此强化和提升，也可以将此弱化和压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主观内生性的个人偏好转化为自主选择的程度。偏好就是个人内生的兴趣、喜爱、欲望、想法、态度和评价，它可以在社会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而内在发生和自动形成。一种情况是有言论自由，但没有选择自由，个人可以表达，但不能行动，“你可以说，但不能做!”另一种情况是有思考自由，但没有言论自由，个人可以思考，但不能公开表达，“你可以想，但不能讲！” 在这两种制度安排的框架下，个人偏好可以独立于社会制度而自动生成，体现出人力资源不同于物力资源的显著特征。但由于制度障碍的存在，不能将自愿偏好转化为自主行动选择。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说明制度安排出现了重大问题，一定是一种专门为少数人服务的坏制度在流行，拥有话语掌控权的肯定是少数官僚特权阶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法西斯制度就是这种坏制度模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也近似于这种坏制度。“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6]如果将激励创新发展的好制度设定为A制度：创新思想→机会表达→偏好显示→制度许可→自主选择；而将阻碍创新发展的坏制度设定为或者是B制度：创新思想→机会表达→偏好显示→制度不可→被动接受；或者是C制度：创新思想→不许表达→偏好沉没→制度不可→被动接受。由于个人自愿偏好的相对内在独立性，即使是最坏的制度，也没有办法不允许人们向往去做某件事情。社会发展的创新变迁过程按其制度演进路向通常是：C制度→B制度→A制度，这就是社会转型。自主选择是自愿偏好的递进和延展，是从偏好的愿望层面到选择的行动层面的产权实现，因而是产权制度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实施和变迁。因此，那些公民能够将其人力资源安排加以自主选择，每个人的创新能力都得到充分涌流的制度，也就是将分散自主选择的个人创新能力汇集成社会创新浪潮，在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时,从而使每个公民的自愿偏好也得以充分满足的制度，这样的制度通常是或肯定是自由度较高的好制度。自主选择要求人力资源载体同时就是劳动力法权主体和自主选择行为主体，“我喜欢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我就做了什么，我对自己负责”。人们会普遍发现，那些发达和繁荣的国家，同时也就是那些自由选择普遍盛行的国家，这一结论不仅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全球性的普适经验。不仅在面临新的机遇和振荡时需要自由选择，自由选择本身也在创造很多发展机会。“最有活力并且最为繁荣的社会是那些尝试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能够覆盖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机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