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改革有什么不足？

　　茅于轼：第一，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法治跟经济改革一样进步的话，今天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就不存在了。第二，是舆论监督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是地方政府的趋利化。地方政府特别关心自己的利益，有点权就拿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经济观察报：回顾中国改革30年，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你认为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茅于轼：我觉得还是自由的扩大。国际上有一个机构专门研究经济自由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每年都发布，香港好几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的自由度高，经济增长就比较顺利，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自由多经济增长就好？因为商品和人才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使用和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钱不能自由地变成东西，东西不能自由地变成钱，价格就是扭曲的，资源配置就是错误的，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者，赞成控制的经济学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冒牌的。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就看它有没有经济自由。所以，中国改革30年可以归结为自由的不断扩大，平等的不断扩大。自由度的不断扩大，也就是人权的改善。从计划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文明国家，我们现在还没走完这条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是继续扩大人们的自由和平等，也就是对人权的尊重。

　　经济观察报：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与质疑连续不断？

　　茅于轼：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富豪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猛烈抨击市场化改革，认为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

　　茅于轼：贫富差距是市场化道路的必然过程。当然，现在一些差距过头了。这主要是由于非市场因素造就的，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市场因素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贪污腐败、走私、小煤矿环境污染等都是非市场化因素的结果。现在要做的不是去否定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而是要保护市场。我们从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到最后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者经历过许多压力、挨过很多批斗。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以强调社会公平为旗帜，打着公平的旗帜反对和否定改革，表面看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说话，得到一些赞同。其实，改革有它自身的规律。不能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改革本身，这些是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把我们的改革继续下去。必须保卫市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之道在于增强民主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