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就是说，民主也是市场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茅于轼：但是民主政治并不代表市场经济，尤其不代表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上不乏“民主穷国”，如印度，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但市场经济的完善体系远没有建立，原因在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民主之所以能够致富，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民主制度能够补充和完善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经济观察报：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否一定能完成向民主法治社会的过渡？

　　茅于轼：这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猜测，我认为取决于政权和人民双方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如果政府对变化采取宽容态度，人民有足够的耐心，这个过程在中国也许能在三四代人之间完成。操之过急只会把事弄糟，民主既要清除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也要建立一套对话解决的规则，在发生矛盾时通过谈判解决。民主的精神实质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折衷。

　　“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自由、人权等话题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讨论的。你走得似乎太远，有时候甚至跟这个时代有脱节，或者说有些理想主义。

　　茅于轼：其实，我就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我想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你看，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托亚·森就讲“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我讲的一套东西跟阿马蒂亚·森不谋而合。我是自己归纳出来的。我是过来人，“文革”前反右时我就当“右派”，40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还归纳不出来呀。根据亲自体验，我认识到平等自由是多重要啊。人的历史就是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些人不是不懂得道德、人权等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不讲为妙。当然，也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想过经济增长跟人权有什么关系，跟自由有什么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中国改革30年？

　　茅于轼：我觉得，改革30年有三个非常伟大的成功。第一，财富的增加。改革之前，全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幸亏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改革。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你都不认为现在还在中国了，你好像到了外国去了。第二，自由的扩大。在改革以前，中国人的自由非常有限。改革以来，国民的自由度越来越多了。第三，对内和对外的开放，中国融入到全世界的大家庭里面，中国变成充分交流的国家。这三方面的变化是30年改革最重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