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择优分配原理》是专业的经济学著作的话，那么自写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以后，你就逐渐偏离了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茅于轼：我并不觉得遗憾。我要为社会提供最为需要的东西，普及经济学知识，让中国人更快地致富。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又出版了《谁妨碍我们致富》一书。

　　茅于轼：我到过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富裕的美国和一些贫困、落后的非洲国家，又在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从个人经历和见闻中，我始终在思考致富之道何在？中国为什么穷？我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列举了妨碍我们致富的司空见惯的事情，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种种人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人们的劳动没用于生产，而是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也妨碍了个人致富。

　　经济观察报：这也正是你经常说的“别人的穷困并非与我无关”。

　　茅于轼：在个人之外，致富之道在于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中，最核心的是通过自由交换的市场价格机制来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只有买卖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或者说，人们必须从要素市场上取得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

　　经济观察报：你是一个忠实的市场信徒，对市场机制的推崇几乎到了迷恋的程度。

　　茅于轼：我对市场制度的信奉来自于我经济思想中严密的数理逻辑基础，也来自我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观察和感悟。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上的富国无一例外地都是市场制度的国家，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市场制度在创造财富中的神奇作用，证明了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所以，我在研究经济学的同时，一直不遗余力地引介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让人权重返人间

　　经济观察报：在关注经济学的同时，你为什么开始关心起人们的道德来了？

　　茅于轼：1987年我从美国回国，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变化。旧有的传统伦理经过“文革”的冲击早已七零八落，而极左的所谓集体主义道德又面临着灾难性的信仰危机，一时间自私和欺诈的行为四处蔓延，公众对社会公德的冷漠态度和暴力等恶性事件的滋生正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开始思考，如何调整集体主义道德观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原来准备结集成书，但是因为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使得出版计划搁置，直到1996年《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才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