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这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不科学、不可行，认定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

　　茅于轼：这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是有着严密的科学逻辑的。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在国门紧闭的岁月里也不可能知道。所以在几年时间里，我一个人潜心构造我的经济学世界，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直到1981年，我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到这时，我才正式地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这次培训极大地启发和促进了我的思路。后来，我进一步地阅读西方经济文献，和自己的想法印证，更加坚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构思。1985年，我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写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深受欢迎，前后印了近10万册，一些经济学家回忆说，就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才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茅于轼：这本书所阐述的当然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理论成果。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而且我是从问题出发，是围绕着一系列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的：为什么一些平均值指标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会导致资源误置？为什么成本定价法会产生弊端？随着生产部门的增加与减少、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的维数变化，价格应当变化？为什么利率不应定死？什么是真正的“投机倒把”？什么是政策应放宽的？什么是政府应管理控制的等等。这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吸引了当时关心现实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注意。

　　“价格万岁”

　　经济观察报：1984年，你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经济问题。

　　茅于轼：因为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于是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

　　经济观察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一个焦点是价格改革。

　　茅于轼：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地心引力不但存在而且很重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我将“价格”称为经济生活中的地心引力：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正确的价格信号如何产生？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施行全面公有制，抹煞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界限，无法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结果就是经济崩溃、人民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