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大学经济学院 俞宪忠

　　由于城市化对中国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重大价值，也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几乎涉及和牵动到社会发展的一切重要领域，因而成为了中国社会各界和各层所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自然也就有着很多分歧。发展动力只能来自人民，发展过程应当依靠人民，发展目的也是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理应由人民共享，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我们认为城市化是实现城乡双赢的重大而首要的创新路径，更是民本主义制度创新的重要指向所在。

　　一、城市化与发展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少数重要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被社会各界所普遍关注的城市化(Urbanization)进程。城市化进程涵括三大主要内容：一是社会人口由农村流向和迁往城市，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人口，城市人口比率日益提高，其实质是农民市民化的发展优化过程；二是城市发展状况的变化和提升，既有城市规模的外延大幅扩张，更有城市发展质量的改进提升，其实质是发展格局创新和稀缺资源重组的过程；三是城市发展模式在非农地区的普及、扩散和广化，城市发展模式成为非农地区的发展参照系，农村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采取城市地区的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城市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发展重心和中心的过程。但城市化的首要发展含义是农民市民化，因而凸显出民本主义的发展价值和演进路径。

　　城市化进程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首要内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城乡开放和谐的相应制度安排，与市场化和工业化同步推进了人口发展的城市化变革进程，在人口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支撑下，完成了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现代化。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在分析社会流动时指出：“城市生活促进了种种形式的流动。相反，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无疑与较低的流动率相关。”[1] 当代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重要原因和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长期而明显的发展滞后。中国是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和增长惯性最强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得加速城市化及其相关进程，成为社会发展转型的首要内容。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98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认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所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带来的是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快速的转轨对目前经济的压力较大；慢速的转轨则对今后经济的压力较大。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幻想毫无压力的转轨，或试图掩盖未来所必将面对的支付需求是无益于事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