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回归汇率决策的“公共选择”本质

　　当经济上升到宏观层面，从来都不是微观经济的线性或者简单叠加。

　　9月份的几个星期里，关于到底要怎样为了“挽救美国宏观经济”而向美国次级债市场的投资机构(个人)们提供超廉价或者免费资金的问题，美国政商两界争论得彬彬有礼。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规则也很清楚——在一个有“公共选择”的宏观经济决策体系里，想要由公共资金买单，必须得让公众相信，他们确实应该掏荷包。

　　反观中国的汇率决策，或者是对人民币价格怎样浮动的选择，通过这组专题文章，我们希望读者了解，美国的政策是国内劳资两个利益集团的角力结果，这种政策的风向标是随美国国内而动的。对于中国人自己，既然目前的外贸、顺差、汇率体制与过度资金流动性、资产泡沫、通货膨胀、银行风险等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清楚楚，到底我们为“谁”而改革这一问题，技术上的一再讨论最终会逃不过审美疲劳而被模糊了。

　　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试验一样，几乎完整复制问题发生的过程，但通过分群体采样、模拟制度下的人群代表的选择，可以相对科学地发现公共选择的结果。就汇率这一宏观决策问题，如果按经济份额等比例采样，中国的出口经济大概占GDP的40%多，内贸经济和进口经济(这两者有交集，但不影响总量)占50%多，而过度的流动性和通胀对不同产业链价格传导的影响不同，最终会造成系统性的价格混乱，内贸企业和进口企业会怎样选择，不言自明。

　　如果落实到人，不能承受通胀之重的第一大人群就是农民，而且他们的产品和货币交换时，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若在一个“公共选择”的框架内，声音的数量对比同样是有意义的，其选择倾向亦不言自明。

　　—— 郭凯

　　2007年9月份，人民币汇率屡次创下汇改以来新高，累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接近7.9%。而央行年内5次加息，其中包含有25天内两度加息的纪录。这是否会令人民币面临更大升值压力？